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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文月:在台大的日子

2020-05-23 10:02:14 作者:知心 来源:正能量励志语录大全

  林文月:在台大的日子

  文学院前那一排榄仁树,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茂密繁荣?枝叶横生几越过行道投影半边柏油路了。举首仰望,阳光与青天在枝桠交错阔叶重叠的隙缝间透露。

  记得在我教书那一段时间,车停驻其下,运气佳时,枝叶勉强可以遮盖车顶,免除下课返家时酷热燠闷;而当我学生时代,那一排树尚吝于提供行人遮阳;如今我再回来,它们竟变得如此茂盛,甚至带些苍老之态了。

  木犹如此,时间流逝何其快速,没有声息,唯于形影间隐约可辨。

  我考入台大中文系,在一九五二年。当时新生多在校门左侧的两排平房「临时教室」上课,属于孤立游离的族群。我每日骑单车上课,需时约叁十分钟。接近校门那一段罗斯福路,犹是田亩间泥路,颠簸多石,不小心会掉落田中。田中春季绿油油的新苗如翼,秋则金黄稻穗垂覆似躬。我把单车停放车篷内,向看守的老校工领取一个牌子,便踩着碎石路找教室。

  碎石路是当时的椰林大道,从校门口直铺到傅钟,又彷佛更延伸至稍远处。我们那些新生只能对昂首阔步走向傅钟及更远处的学长,投以羡慕的眼光;我们的活动范围,不分科系,大抵局限于临时教室那一区域。事实上,大一新生有许多课都属共同必修。

  我们中文系那年录取的学生仅十一人,所以有一大部分共同必修课都与历史、哲学及考古系合上;外文系则人数庞大,自成另一班。王叔岷先生担任我们的国文老师。王先生当时很年轻,教书认真,略微羞涩矜持,眼睛总盯着远处天花板。他改我们的作文,一字一句清清楚楚,文后评语,时则几乎另成一篇短文。犹记得发还卷子阅读评语,总是充满兴奋期待。

  英文,不以系区别,而是依录取分数高下分组。我被分在第二组。同班多为外文系同学,另有法律系、政治系等学生。中文系只有我一人,所以颇寂寞。第一组和第二组任课老师是美籍先生,采英文直接教授法,因此同样课本,两组的上课情形较他组紧张些。

  除国文、英文每周四小时的共同科目外,中国通史、叁民主义和军训亦属必修课。叁民主义和军训都排在下午,不逃课的学生还是占多数,但很多人利用那个时间温习他课、或阅读课外书,或者瞌睡养神,教室内倒是颇安静。台大的学生很会考试,那两门课甚少人不及格,教官也十分满意。

  中国通史,是由劳斡先生教课。没有书、也没有讲义,全凭仔细听小心笔记。当时尚未有全录影印机,所以人人都得自己笔记。劳先生学问渊博,历史都在脑中。他总是笑眯眯上课,兴致好时,会把双臂前后甩动,好似为自己的演讲打拍子似的。一次,他边甩手边讲课,讲到一半忽停顿说:「不对、不对。方才说的弄错了。」接着再讲对的一段。我把笔记的一大截划去,重记对的一段;心想:先生大概是偶然分神弄错的吧?验诸后日自己教学,方知,上课分神,确实并非学生的专权。

  凌纯声先生是中研院院士,教我们「地学通论」,未免大材小用。那是我们唯一在文学院上的课。上课以前总有两位助教搬一大堆参考书放在讲台上。有英文、法文和德文书籍,我们如何看得懂?至今难忘的是,凌先生讲解蒙古内陆气候昼夜温差大,不得不穿着厚棉袍,白天拉下一边的袖子透气。说着,他把蓝色的长棉袍纽扣解开,拉下左袖,露出白色的中式内衣。

  我们遇见许多颇具特色的师长。当年中、外文系互有课程相调,且同班合上。中文系上外文系的「西洋文学概论」,外文系与我们合上「中国文学史」,两门课由两系的主任教授。英千里先生口才好风度佳,无论希腊史诗神话,讲起来都引人入胜,他讲HelenofTroy,令我们陶醉入迷不想下课。我觉得学问已经在英先生身上化为筋骨血肉,而不只是书本文字了。可惜他后来因胃疾住院开刀,不再能为我们继续精采的讲课。后半段由FatherO'Hara及夏济安先生代上。欧神父幽默慈祥,圣经故事的讲解,与英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夏先生年轻而热心。课堂上认真教学,课下鼓励学生创作。《文学杂志》在他主持之下,培植了王文兴、白先勇、陈若曦和欧阳子等青年作家。我在二十岁出头时所撰写的论文能刊登其上,也是因为受到夏先生鼓励所致。

  我第一次踏入系主任办公室求见台静农先生,是大一即将结束时,为了申请转至外文系。事实上,报考台大时,我的志愿是外文系,由于高中时期几乎所有读文科的女生都以考入外文系为目标,反俗叛逆的心态令我临时改填「外」字为「中」字,遂入了中文系。我向系主任羞怯嗫嚅道出转系意愿。台先生看我一眼,又仔细翻阅我的成绩单及其他资料,说:「你念得很好嘛!不要转了。」始料未及的景况,令我语塞。我大概是没有准备好接应那种景况的答辩的吧。只得红着脸煺出办公室,系也就没有转成。若干年以后,我写过一篇〈读中文系的人〉,慷慨力陈读中文系的意义和价值。那是我肺腑之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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